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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侵下职和上司是不是天生的劳碌命,也扯不上关系。把部属应有的工作空间归还给部属,让部属在自己拥有的工作空间里,学习、磨练,并且获得成就感,不过是上司应有的修养。部属能做的事情,让部属去做,上司越少干预越好,部属才能够自己承担应有的责任,加强“自作自受”的体认。上司依循“例外原则”,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,包括合理地指派工作,全面掌握部属的动态,及时加以指导和辅助,确保部属如期完成使命等等,实在也不很轻松,更谈不上偷懒。上侵下职,不但妨害部属正常的学习、成长,而且破坏上司与部属之间的合理关系,必须及早加以改善。依中国人的实际体验,法律条文永远不够周延,再怎么严密,都欠缺一条,而且正好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一条。就算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条文,马上发现中国文字实在非常奥妙,奇Qīsuu.сom书同样一条文字,任凭你怎么解释,都可能言之成理。中国文字的弹性大,文法结构也很松散,用来订立法律条文,解释起来往往会引发很多争议。这里所说的道,当然专指正道而言。什么叫做正道?就是一切依天理,凭良心所走出来的途径,所做出来的决策,以及所坚持贯彻出来的成果。最新电子平台刘备在三顾孔明之前,已经拥有天下无敌的大将关羽和张飞,然而奔走半生,仍然创业不遂,到处流浪,根本没有立足之地,他把这种不顺利的遭遇,归之于天意,说是“命途多舛,所以至此”。经过水镜先生的指点,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不得其才,缺乏决策的经纶济世之才。这才引起他的强烈求才欲望,诚心诚意地三顾茅庐,把孔明请下山来协助,终于完成鼎足三立的大业。跻身排名前三大,并留下一段求才的佳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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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很守法,只是不适合口口声声说法治,这才是实情。自幼受家庭教育,没有不重视守规矩的。但是中国人对“法”有两极化观感:一方面我们对某些法感到非常畏惧,简直听到就会害怕;另一方面我们则对某些法觉得非常轻视,每每嗤之以鼻。我们对“法治”具有若干潜在的反感与轻蔑,从“严官府出更多盗贼”到“守法的无耻之徒”,都可以看出端倪。人际关系或人群关系,实际上都不足以说明中国人的需求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伦关系,也就是把人际或人群和伦理合在一起,建立一种“差别性”的关系。孙子说:“善战者,求之于势,不责于人。”善战的将领,要在兵势运用上力求占得优势,不可苛求兵员比例的多寡和素质的强弱,老是指责部属的缺失。上司所说的,永远都对,有意见很可能被当做叛逆。曹操当年亲征孙权,某日天气晴朗,风平浪静,大宴诸侯于船上。高兴之余,曹操感叹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,扬州判史刘馥劝说:“大军相当之际,将士用命之时,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?”曹操大怒,当场将刘馥刺死。虽然第二天懊悔不已,一条命已经呜呼哀哉。类似的情况,自古迄今,一直未有改变。

第三,水的特性,避高而趋下,丝毫不费气力。中国人善于借力使力,甚至于打人都舍不得花力气。一切讲求当省就省,能省力便轻松一些。偏偏中国人就不喜欢回答“咖啡”或“红茶”,因为在没有弄清楚“到底这里的咖啡好呢,还是红茶好”之前,最好采取第三类选择,比较不会上当,因此回答:“随便”或“都好”。不过这里所说的“随便”会有“不随便”的意思,而“都好”也意指“好的就好”。听的人千万不要会错意,以为真的随便哪一种都好。因为结果我们常常发现说这一类话的人,最不随便,也不一定真的都好。最新电子平台如前所述,中国式管理具有三大特色:以人为主,因道结合,依理应变。这三大特色,其实是一以贯之,目的在依理应变,以求制宜。在变动的环境中,尤其适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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